第五章

受财物，无赃可计”，照律例拟“流”——流刑，也就是充军，发配伊犁。
  一念徇情，致遭严谴，而仁宗犹以为所拟之罪太轻，朱批：“刘凤诰着革职拿问，交大学士会同刑部严审，再行定拟。”但确无受贿情事，无法处斩，而且这年是仁宗五旬万寿，刑部司官即欲失入，亦不敢擅拟死罪，结果刘凤诰仍为流罪，只是充军地点，由伊犁改为黑龙江而已。
  “那么，刘金门到底冤枉不冤枉呢？”阮元下了评断，“‘咎由自取’四字他自己也知道，但充军边远，未免过重。即如陆言所参：‘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这样的学政，是不是可敬可爱？然则所谓‘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岂非自相矛盾？总而言之，刘金门心热口直，疾恶如仇，他当京官时，就常受处分，几次降级调用，都蒙仁宗保全，最后这一回所受中伤太重，以致仁宗震怒。定庵，我看你的脾气和刘金门差不多，应该引以为鉴。你在京出事，犹可分辩；在外被劾，真相难明，爱之者亦无能为助。”
  这番话将龚定庵想到湖北去的心思，一扫而尽：“我遵太老师的训诲，仍旧在京供职。”说着，他起身长揖致谢。
  “这才是。”阮元又说，“《礼记》是府上的家学，你在礼部，大可发挥，不可见异思迁。”
  “是。”龚定庵将话题又转回刘凤诰的案子，“联号的风波，太老师大受池鱼之殃，至今犹有人觉得先帝的处置太严——”
  “不，不！”阮元连连摇手，“恰好相反，我蒙先帝成全，只有身受者才能深切体会。”
  原来刘凤诰那一案，阮元以“止知友谊、罔顾君恩”，因徇庇而革职，召回京师，仁宗复赏以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等于从头干起。因为有此蹉跎，所以晚至道光十二年方始入阁。但阮元却另有想法。
  “定庵，我在先公下世，闭门读《礼》的时候，自忧不寿，因为年未三十，出任封疆，此虽由天恩祖德所致，但盛极必衰，自然之理。嘉庆十一年，我三年之丧，守制还不到一年，就有恩诏，派我署理福建巡抚。我亦知道海盗猖獗，墨绖从军，移孝作忠，夺情亦是分所当为，但自忧太盛，坚卧不起。及至由刘金门一案而革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由阮元所说的“天恩祖德”，使得龚定庵想起一段传闻。“天恩”当然是指他受高宗的特达之知，乾隆五十四年点翰林，第二年散馆考试居首；再下一年翰詹大考，因为《眼镜》诗善于颂扬，复为高宗亲自拔置第一，超擢为詹事府少詹事；五十八年升正詹，放山东学政，前后仅历四年。
  所谓“祖德”，是阮家祖宗积德，但传闻异词，要听阮元自己说了，方知其详。原来阮元的祖父阮玉堂是绿营武官，乾隆初年，官拜湖南参将，其时湖南有苗乱，贵州总督张广泗奉旨节制七省兵马平乱。有一处苗众上千人，缴械投降，张广泗下令尽数诛戮。阮玉堂以“杀降不祥”为理由，以死力争。张广泗不得已而听从，但心里恼恨阮玉堂不遵命令，所以千方百计找他的麻烦，但阮玉堂怡然自得。不久，殁于任上。
  这是一桩极大的阴德，但据阮元自己说，他的父亲阮承信，修省的功夫更了不起。阮玉堂身后萧条，而阮承信甘居贫贱，洁身自守。有一年在一处渡口，捡到一只箱子，异常沉重，原以为里面装的是书，打开来一看，才知道是白花花的银子，箱中还有一道公文，是专差解送税款。阮承信心想，这个差官遗失这一箱公帑，可能会出人命，因而错过渡船班次，一直守候至黄昏。
  果然暮色苍茫中有人来投水，阮承信拉住他一问，正就是那失银的差官，于是阮承信将箱子原样不动地还了此人，也不说姓名，自顾自扬长而去。
  阮承信并无功名，所以一直以“老封翁”的身份，随儿子到任上，接受供养。在山东时，巡抚是乾隆廿五年的状元毕沅，年纪与阮承信相近，过从甚密，有一天毕沅跟阮承信说：“小女可配衍圣公，请老兄做媒！衍圣公的姐姐，可为令郎的继配，我做媒。”这三家两门亲事，很顺利地成功了。
  但当阮元由山东学政调浙江后，毕沅由山东巡抚复授为湖广总督，未几病殁。嘉庆四年，追论湖南教匪初起，毕沅失察贻误之罪，发现他滥用军事公款，因而抄家。阮承信看毕沅在世时，虽爱才下士，但操守不佳，而且容易为属吏所欺，以致下场甚惨，深以为鉴，在浙江时，便将阮元管得很严，绝不准他有任何贪污的行为。
  毕沅的经历是少有的：第一是外放以后即未当过京官；第二是宦路只在陕甘、山东、两湖五省。这两项情况，在他以前，有个直隶总督方观承可相仿佛；但第三，以状元而从未当过主考，这在明清两朝，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毕沅虽未主试，却有另一条宏奖士类的途径，敬重文人，唯恐不及，不论是在西安、开封、济南、武昌，都在后花园中特设宾馆，优礼名士。
  谈到毕沅，恰又触及龚定庵所感兴趣的“乾嘉朝士”，如果没有扢扬风雅的毕沅，就不会有那么多“意气飞扬”、可傲王侯的名士。但毕沅身后，毁誉不一。阮元久任督抚，凡是毕沅旧治之地，几乎全是他的宦辙所经，见闻真切，与一般道听途说不同，难得阮元这天的兴致极好，谈锋极健，龚定庵自然不肯错过这个叩询真相的机会。
  原来毕沅字秋帆，是江苏太仓州所属的镇洋县人，乾隆廿五年庚辰状元。他之得以大魁天下，是龚定庵最向往的一件事，因为毕沅的书法，比龚定庵好不了多少，但以殿试前夕，在军机处替同值的章京代班，恰好陕甘总督以平定准噶尔、回部，奏请在伊犁、乌鲁木齐试办屯田。长夜无事，毕沅便细看那道奏折，对于西北的形势与风土人情，以及规划屯田的好处，大致了然于胸。第二天金殿射策，四道策论题，倒有两道与西北屯田有关，毕沅现贩现卖，敷奏详明，高宗大为赏识，在进呈的十本之中，亲自将他由第四改为第一，原为二甲一名的传胪，一跃而为一甲一名的状元。如果毕沅生在今天，不但不会冠冕多士，以他的书法，一定也跟龚定庵一样，连翰林都无份。
  毕沅以策论屯田抡元，亦以服官西北起家，自乾隆三十一年外放甘肃开始，一直至五十年调河南巡抚，始终不离陕甘两省。五十三年升任湖广总督，其间一度因案降调山东巡抚，未几复任鄂督，直至嘉庆二年在任病殁，未调他职。
  此外每届岁暮，必对贫士有所馈赠，也就因为如此，操守为人疵议。
  “定庵，”阮元忽然问道，“你读过毕秋帆的遗集没有？”
  “没有。”龚定庵答说，“曾经想找他的《经训堂集》来读，可惜没有找到。”
  “我可以送你一部。”阮元又问，“‘经训堂’的出典，你知道不知道？”
  “听说毕太夫人经学渊纯，去世以后，高宗特赐御书‘经训克家’的挽额褒扬，‘经训堂’三字由此而来。”
  “不错。毕太夫人不但深通经术，就诗而论，只怕国朝闺秀中，亦数第一。唉！”阮元突然叹口气，“可惜。”
  龚定庵不免诧异，随即叩问：“太老师何以长叹？可惜什么？”
  “可惜毕秋帆空有贤母。”阮元又说，“毕太夫人张氏，单名藻，字于湘，循吏之女。陕西抚署花厅走廊的墙壁上，刻有她的手迹，是一首五言，我念给你听。”
  闺秀作诗，大多是近体，而且往往是绝诗，作古风的极少，因而龚定庵大感兴趣。“太老师请稍待，”他说，“我要录下来，给小门生媳妇去看。”
  等听差为龚定庵取来纸笔，阮元闭着眼睛念道：“‘读书裕经纶，学古法政治。功业与文章，斯道非有二。汝久宦秦中，洊膺封圻寄。’”
  “原来是毕太夫人的戒子诗！”
  “毕太夫人是山东人，早寡。毕秋帆在陕西做官，老母留居山东，这首诗是在毕秋帆由藩司升巡抚时寄了去的。”阮元接下来又念，“‘仰沐圣主恩，宠命九重贲。日久为汝祈，冰渊慎惕厉。譬诸欂栌材，斲小则恐敝。又如任载车，失诚则惧踬。’”
  “好个‘失诚则惧踬’！”龚定庵说，“真是知子莫若母。”
  “下面还有好诗：‘扪心午夜惭，报答奚所自？我闻经纬才，持重戒轻易。教敕无烦苛，廉察无苛细。勿胶柱纠缠，勿模棱附丽。端己厉清操，俭德风下惠。大法则小廉，积诚以去伪。’”
  “‘教敕’以下八句，可当一篇官箴读。”龚定庵说，“下面应该指实时地了。”
  “一点不错。”阮元续往下念，“‘西土民气淳，质朴鲜靡费。丰镐有遗音，人文郁炳蔚。况逢郅治隆，陶甄综万类。民力久普存，爱养在大吏。润泽因时宜，撙节善调理。古人树声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践其真，实心见实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
  “转得好。”龚定庵说，“应该结束了。”
  阮元点点头又念：“‘我家祖德诒，箕裘罔或坠！痛汝早失怙，遗教幸勿弃。叹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飞云，目断秦山翠。’”
  一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字，龚定庵从头又读了一遍，不由得也叹息着说：“制先生如此下场，毕太夫人九泉之下，必难瞑目。”
  “你刚才说得不错，知子莫若母。毕秋帆从小失怙，家世寒素，而有纨绔的气质，你看诗中一再以清操俭德为诫，都是对症发药。无奈有人不许他清，不许他俭！”
  这个人是谁呢？龚定庵忍不住问了出来：“是和珅？”
  “不是。”阮元答说，“钱梅溪在《履园丛话》中所记的，大致属实。”
  这钱梅溪单名泳，江苏金匮人，虽只是一名小小的府经历，却为诸侯的上客，因为诗书画以外，复精于小学，著作甚多，其中有一部笔记，名为《履园丛话》，记述他在武昌毕秋帆的衙门中做客时，恰好遇到权相和珅四十岁生日，内而宰辅，外而督抚，都送了极重的寿礼，唯有毕秋帆自己作了十首诗，另外拣出几件收藏的书画古董，打算派专差进京致贺。钱梅溪说：“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这是将和珅比作唐朝的杨国忠。明朝的奸臣严嵩抄家后，有一本专记籍没之物的目录，名为《天水冰山录》。将来和珅如果亦像严嵩一样破家，抄出毕秋帆所送的诗，勾结之迹，铁证如山，岂非亦将蒙祸？毕秋帆恍然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
  不交和相交谁呢？阮元答说：“毕秋帆是为福文襄所误！”
  福文襄是指福康安，高宗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之子，但他的生父实为高宗，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无人敢形诸文字而已。高宗自己亦不便公开，仅用“自幼豢养在宫”作为暗示。明明是皇子的身份，却不能封王，这在高宗不免内疚，因而想尽办法让福康安建功，而以立大功为名，频加恩赐，有人替他算过，“身被异数十三”，独独不曾尚主，就因为不能以子为婿。
  福康安所被的异数中，最奇特的是乾隆六十年八月，因平苗之功由公爵晋封为贝子，嘉庆元年殁于军中，更晋封为郡王。清朝开国时有异姓封王之例，但从无异姓封为贝子，因为这个爵衔，是非宗室不能被封的。
  由于有这样暧昧不明的异常之恩，以致僻远之地发生了误会。乾隆五十一年冬天，林爽文起事，福康安奉命平乱，在鹿港登陆，历时三月，收复嘉义。及至高宗内禅，台湾民间以为平林爽文的这个“皇子”做了皇帝，因而编出一段“嘉庆君游台湾”的故事。
  “福文襄平林爽文，靠两个人，一个是海兰察，一个是柴大纪，后者之功，更胜前者，而祸福之不同，有如霄壤，这就是毕秋帆不能不为福文襄所误的症结所在。”
  这话说得莫测高深，非解释不能明，原来当林爽文与“天地会”相结起事时，台湾的官军，由总兵柴大纪所统率，他是浙江江山人，武进士出身，当时驻守府城，闻警领兵北上，克复诸罗，率居民坚守待援。
  来自福建的援军，由总督常青率领，年迈不能办贼，因而特命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五十二年六月间奉命，直至十月间，先锋方在鹿港登岸，福康安大军，更迟至年底才到。柴大纪独支危局一年之久。其间高宗朱笔密谕：“不必坚执与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战出城，再图进取。”且将诸罗更名为嘉义。但柴大纪以嘉义防务坚固，易守难攻，一旦弃之而去，为林爽文所得，声势更为猖狂，而嘉义通府城的运道盐水亦不能保。奏折末段又说：“城厢内外居民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四万余人，助饷协守，以至于今。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
  此折到京，高宗手诏以答：“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为之堕泪！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因而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抚派员送银一万两至江山县，为柴大纪赡家。
  “哪知福文襄一到，情形完全变过了。”阮元说道，“嘉义解围，柴大纪出迎。自以为功高拜爵，义勇伯与福文襄的嘉勇侯，不过一等之差，礼貌不免疏简，而且围城已久，快到人吃人的地步，供张当然不能豪华。福文襄恨在心里，飞章弹劾，说柴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高宗却很明白，上谕中指出柴大纪可信，而训诫福文襄的话，语气微妙。我还记得片段。”
  阮元思索了一会儿，念出两小段当时的上谕，一段是：“朕阅其疏，为之堕泪。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另一段是：“大纪屡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当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
  “这真是知子莫若父了。”龚定庵问道，“结果呢？”
  “结果令志士丧气。”阮元答说，“工部侍郎德成公差浙江，受福康安的指使，回京大毁柴大纪，上谕派福文襄，闽督、闽浙两巡抚按治。福文襄又写信给军机说：‘大纪纵民激民为变，其守嘉义，皆义民之力。大纪闻命，欲引兵以退，义民不令出城，乃罢。’于是革职逮问，高宗明谕：‘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大纪罪。’福文襄便以‘纵弛贪黩，贻误军机’的说辞，严劾议斩。送京师命军机覆谳，竟如福文襄所议弃市。至于海兰察，嘉义之围一解，即由一等超勇侯，晋封二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第二次图形紫光阁。定庵，你说祸福荣枯的关键何在？”
  关键即在福康安的喜恶。高宗明知柴大纪为冤狱，但舐犊情深竟自陷于溺爱不明。然则与福康安共事的督抚，明哲保身之道何在？亦就不言可知了。
  “太老师的话，我现在才明白。福文襄的喜怒爱憎，一念转移，定人祸福，即便是天子亦无可奈何，然则除非自速其祸，不然即非迎合不可。”龚定庵又说，“秋帆先生即令心不谓然，可是大军到处，身为地方长官，岂能不加照料？死后获咎，原是命中注定，逃都逃不掉的。”
  “你的话说得很公平。”阮元突然问道，“听说默深在著一部记乾嘉兵事的书，可有这话？”
  “是的——”
  原来魏源自道光二年中举人以后，会试连番不利，也走了他的路子，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的是首善之区，人才荟萃，见闻真切，可有师友之乐、切磋之意。此人于书无所不窥，但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合清初大儒“二顾”——顾炎武及著《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于一手，致力于研讨古今成败、国家利病与学术的关系本末。乾隆朝号称“十大武功”，开疆拓土，声威之盛，上追汉唐，因而，魏源决定编一部《圣武记》，虽以乾隆兵事为主，而自开国至最近所有战役都有记述，一共分为十四卷：第一卷开创；第二卷藩镇，专记平定三藩；第三卷至第六卷外藩；第七卷土司、苗瑶、回民；第八卷海寇、兵变。这六卷便是记十大武功。第九、第十，即是与福康安、毕秋帆有关的三省教匪之乱；第十一至十四卷，是武事余记，以及兵制、兵饷、掌故、考试等等。魏源对这部书的自期很高，确信为必传之作。
  “我有一点材料，或许他有用，请你带给他看。”阮元又说，“毕秋帆为何误于福文襄，大致亦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
  说着，阮元亲自从书橱里取出两个大本子，封面题明是嘉庆初年论旨汇录，其中许多“廷寄”，只有军机处才有密档，颇为珍贵。
  在未转交魏源以前，龚定庵一夜不睡看完了两大本，其中嘉庆九年的一道上谕说：“从前节次用兵时，领兵官员原无格外犒赏之需，自福康安屡次出师，始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于是地方承办之员，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不过以赏兵为名，亦未必实惠尽逮戎行也。即如麟德，迎其父柩，地方官致送奠仪，并备赏等银四万余两，外省只知逢迎纨绔乳臭，卑鄙恶习，实出情理之外，竟非人类所有。”
  原来福康安是嘉庆元年五月，进剿湘西苗匪时，在乾州附近染了瘴气，泄泻不愈，殁于军中。高宗那时已是太上皇帝，但仍旧掌握着一切权力，与未禅位前无异，其名谓之训政。因此，对福康安的一切恤典，亦全照太上皇帝的意思办理，特派固伦额驸丰绅殷德，带同福康安的独子麟德，前往迎灵。
  丰绅殷德是和珅之子，尚高宗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他的叔叔，也就是和珅的胞弟和琳，其时以四川总督带兵出川，会剿苗匪。作为湖广总督的毕沅，不但惹不起福康安，对后辈的和琳，亦不能不另眼相看。而和琳在乾隆五十四年还只是巡漕御史，五年工夫，当到四川总督，并封伯爵，完全是和珅迎合高宗的旨意，安排他去帮助福康安立功的结果。
  这样，和琳对毕沅有何要求，亦就等于福康安亲自提出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但福康安生前督师时，“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须由毕沅“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在福康安既殁，丰绅殷德往湖南迎灵时，亦须先经湖北，一切供应，亦由毕沅在公款中支给，麟德收受奠仪、赏银四万余两，仅只是可以公开出账、有数可稽的小部分而已。
  嘉庆十年二月，又有一道上谕：“带兵大员，本不当以一时犒劳私恩，辄立赏号名目，其始如傅恒等，尚系将自有之物，分给士众，迨后群相效尤，又不能出资购办，遂不得不向地方官调取预备，而福康安为尤甚，因而承办军需者，居然视为正项支销，自有赏号名目以后，带兵大员，腊词取索，漫无限制，而地方局员，亦不免以购备为名，浮滥多糜，甚至舞弊营私，交结见好。及至报销帑项时，又复多方设法，希图掩饰，所有军营赏号一项，必当严行禁止。”
  两个月以后，重申前令：“赏罚为军纪之要，随征官兵等，果有奋勉出力者，一经奏闻，无不立沛恩施，带兵大员，何得擅立赏号，用示施恩？是以从前屡次用兵，本无此项，我皇考高宗纯皇帝，曾经屡颁圣训，著之定典，自福康安出师台湾等处，始有自行赏给官兵银两绸缎之事。尔时借其声势，向各省任意需索，供其支用，假公济私，养家肥己，其后各军营习以为常，带兵大员等，不得不踵行犒赏，而力有不能，辄于军需项下动用支销，以公项作为私用，嗣后设遇办理军需时，不得再立赏需名目。”
  这些都是在嘉庆九年秋天，三省剿匪肃清以后，清查湖北滥支军需案时所下的上谕。在这些只有军机处密档中才有的文件里面，最使得龚定庵惊异的是，湖南苗匪的靖服，是在嘉庆元年十二月宣示“湖苗”已平，大封有功将帅以后，而真正建大功的人，在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名字，既惊且喜亦惭。
  然而更有不足之感，因为他只是看到当时两湖的方面大员奏保此人，以及每一次御批对此人的嘉许，究竟功绩如何，不知其详。
  当时征七省之兵，集四省督抚，糜千万之饷而未能剿平的湖南苗匪，竟成大功于一人之手，此人当然是异人，龚定庵平生最向往的就是这类人物。因而将本来还要留下来看几天的嘉庆初年谕论旨汇编，提早送给魏源，为的是要跟他打听这一异人的生平及事功。
  “你是邵阳人，已近湘西。嘉庆初年的凤凰厅同治傅鼐——”龚定庵忽然问说，“他的号叫什么？”
  “重庵。”
  “那就称他的号吧，免得跟江宁织造曹家亲戚的傅鼐弄混了。”龚定庵紧接着问，“傅重庵有异于常人何在？我想你总了解吧？”
  “当然。我正在写他的传。”
  “好极了，先睹为快。”
  “刚刚开始动手，不过材料大致已经有了。”魏源很高兴地说，“仪征相国的这些抄件，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接着，魏源细谈傅重庵其人。他原籍浙江绍兴，先世是户部的书办，因而入籍顺天府宛平县。六部的书办，都可以世袭，地位虽微不足道，但收入极丰，生活富裕，因而都安于所业，不求闻达。但傅重庵另有一番用世的大志，不愿坐享其成，便报捐了一名府经历，分发云南。以他的才具，很快地升为知县——境内有六大茶山，有名的普洱茶的产地宁洱县知县，在云南官场，已有能员之称。
  其时云贵总督为福康安，奉旨征苗疆，将傅重庵调到湖南，在大营管饷运，因功升同知，赐花翎。嘉庆元年凤凰营新改为凤凰厅，其地在万山丛中，有一百零五座红苗寨，正是湖苗作乱，首当其冲之处。第一任凤凰厅同知，便派了傅重庵。
  当他到任时，大军移征湖北剿匪，一时投降、并未甘服的湖苗，乘机提出“苗地归苗”的要求，湖广总督毕沅、湖南巡抚姜晟打算接受，但傅重庵深知苗性，越抚越骄，因而设计了一套所谓“雕剿法”。
  “雕剿”之雕有两义：一义是为雕之犀利，看准了方始搏击，不搏则已，下搏必速；不击则已，一击必中。另一义是碉的谐音，傅鼐召集乡团，在要害之处筑碉堡，防苗出没。有时苗匪来袭，一面作战，一面仍旧筑碉，如是三年，碉堡筑成，边墙连接一百余里，相度地形，分设哨台及炮台。同时开垦兴屯田，妇女孺子皆可以下田工作，因为一见苗匪来了，在哨台上瞭望的壮丁，放铳的放铳，鸣角的鸣角，警报遍于各处，妇孺立刻避入堡内，非常安全。
  这是论守，论攻亦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训练方法。苗人在乱山丛中，度越峭壁，如履平地，虽无部伍行列，但惯于在伏莽之中，从暗击明。傅鼐便师苗人之技以制苗，平时训练士卒，极其严格：像传说中腿部缚沙囊疾走，一解沙囊，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确有其事；同时要练藤牌，翻扑跌滚，始终有一面藤牌护身，苗人擅长的飞矢，竟无所用其技。当然，最要紧的一着是，狭路相逢，短兵相击，能致敌死命，所以一把单刀亦无不练得出神入化。
  傅鼐训练乡团最切著的地方是，每一次作战之后要严加甄别，不合格的断然淘汰，如是数年，始得精兵千人，号称“飞队”，只要“飞队”一出动，“风雨不乱有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
  “其实傅重庵大小百余战，所用的乡团，总数亦不过数千，福文襄以七省之兵所不能办的苗匪，傅鼐以数千人了之，谁说佐杂之中没有人才？”魏默深又说，“就论文采，傅重庵亦是佼佼者，比那些有名无实的翰林，强得太多了。我收藏有他一通函牍，你不妨看看。”
  魏默深所出示的是，傅重庵写给湖南巡抚高杞，议兴屯田的一封信：“防边之道，兵民相辅，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营汛相距各数里。元年班师后，苗扰如故，鼐竭心筹之，制胜如碉堡，募丁壮数千，与苗从事，来则痛击，去则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然后苗锐望绝。湖南自乙卯二载用兵，耗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虑，则自图不得不亟。”
  龚定庵仅读到这里，忍不住掩纸深思，傅重庵的碉堡战法，在乾隆初年，张广泗进兵大金川时，便已用过，何以张广泗用而无效，傅重庵用而克竟全功，其故安在？
  这个疑问，魏默深为他作了解答：“大金川之役，莎罗奔在碉堡中储粮坚守，以致官军无功，此正是‘制胜无如碉堡’的明证。后来讷亲奉旨督师，一战而败，为之气夺，因而亦议筑碉，谓之‘与敌共险’，其为荒谬，不言可知。讷亲与张广泗合疏言：‘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然则即令‘与敌共险’，依然落了下风。”
  “照这样说，傅重庵是师莎罗奔的故智。”龚定庵说，“他是户部书办，出仕即能办贼，可见未经历练，学问经济，大概都从熟读奏议、政书而来。足见经世致用之学，还是要讲究。”
  “我也是这么想。即令现在不是好人出头的时候，或许用不着，可是将来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于是相与纵论三朝用人，高宗如龚定庵诗中所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诸流竞进，自有权衡，善而能用，恶而能去，舍短取长，人尽其才，除了最后那几年，由于高年健忘之故，受和珅的蒙蔽以外，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主。仁宗则保护善类，唯恐不至，衡情论法，细心推求，庙号“睿皇帝”，名实相副，因此嘉庆朝的循吏最多，在风尘俗吏中，亦常有杰出之士，傅重庵以外，还有拔贡出身的贵州人刘清，在四川由县丞升知县时，政声即为全省之最。嘉庆元年教匪起事，刘清募乡勇五百人成为劲旅，教匪望影而避。四川教匪头目叫王三槐，为刘清招抚，而总督勒保奏报大捷，俘获王三槐，解至京师，仁宗亲审，问他缘何造反。王三槐回答：“官逼民反。”再问：“莫非四川一省官都不好？”答说：“只有刘青天一个好人。”
  仁宗因而命勒保据实奏保，逐渐升至四川臬司。嘉庆十年入觐，赐御制诗：“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可惜，如此循吏，只为不耐官场中的繁文缛节，又困于簿书钱谷，因而告病退休。仁宗知道他的隐衷，由文改武，以云南藩司，改授山东曹州镇总兵。这便是仁宗不及高宗之处：如果是高宗，必有不使刘清困扰而能尽其长才的处置，不至于出以由文改武的下策。
  至于道光改元，庸暗不明，连“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都谈不上，因为根本不明善恶。而且性情跟明思宗很相像，喜用严刑峻法，但以善恶不明之故，每每摧折好人，除寒透了心的英和以外，督抚中有才干、有治绩的，常在最后遭受挫折。如精敏强识的蒋攸铦，受曹振镛排挤出任两江总督后，嘉庆十年，以处置盐枭黄玉林案，在因病乞假，内召回京途中，突蒙严谴，降为兵部侍郎，以至病殁于旅途之中。
  又如那彦成，道光七年办理回疆善后，尽去积弊，赐紫缰、双眼花翎，绘像紫光阁，刊功臣之末。后来回疆复生叛乱，论者借词攻击那彦成，竟诏斥那彦成误国革职，但十三年病殁于家后，复又追念平教匪功，依尚书例赐恤，并谥文毅。然则始终肯定了他的毅力，而竟在垂暮之年，予以严谴，岂非欲速其死。
  魏默深这些略近愤激的议论，使得原已深为感慨的龚定庵得了一个结论：“高宗善恶并用，操纵由心；仁宗善善必用，微惜恶恶不去；今上则恶者常得出头，善者每遭挫折。由此可以看世运了。”
  有好一阵，龚定庵跟魏默深在一起盘桓，常常是两个人对据一张方桌，一大壶酒，一个“盒子菜”，以箸代筹，指画山川险要，就清军入关以来的大战役，各抒所见，评论得失，往往谈到深宵方散，还不愿归寝，独坐沉思，心潮起伏，壮志未消，精力渐衰，书空咄咄，心有不甘，满腹自信绝非纸上谈兵的筹边伟略，莫非真是就此埋没，随身入土？
  苦闷多日，为吉云看出来，终于忍不住发问：“看你心事重重，何不跟我说一说？”
  “今年四十六了，望五之年，还是一名礼部主事，白首为郎，还则罢了；上面还有员外、郎中，什九后辈，岂不难堪？”
  “这是世俗之见。”吉云说道，“不应该出自你的口中。”
  “好，这不说。”龚定庵忽然想问一问，“吉云，你以为我只不过文字胜人而已！是不是？”
  “我倒不是这么看，文章原有义理、辞章之分，精于义理，就能成为经世致用之学。我看你的几篇杂记，《说京师翠微山》《说昌平州》《说天寿山》《说居庸关》《说张家口》之类，不是普通的游记，光是描写风景，论形势，论建置源流，用兵为政，亦都可参考你的舆地之学，实在是很有用的东西。”
  “唉！”龚定庵叹口气，“吉云，你我性情上有不投之处，不过，你总算也是我的知己之一。我现在不甘心的，就是虽有筹边良策，毫无用处；纵有抱负，无从抒展。”
  吉云不作声，想了好一会儿说：“我们绍兴的乌师爷，你一定看不起，可是，你们杭州的陈潢，莫非你亦不屑一顾？”
  这是劝龚定庵考虑，是不是可以作督抚的幕客？“乌师爷”为雍正朝田文镜司章奏，迎合世宗的意旨，使得田文镜宠信日固，但田文镜其人，就为龚定庵所鄙视，乌师爷亦就不值一谈。可是提到杭州的陈潢，龚定庵不能不动心了。
  陈潢是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辅的谋主。靳辅是镶黄旗的汉军，出仕之途较宽，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康熙初年以内阁学士外放安徽巡抚，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不朽的盛业：治理黄河。
  明朝末年，流寇四起，运道断绝。一条黄河，百孔千疮，到处泛滥，由河南到山东这一段，由于李自成几次决口以黄河水灌淹开封，灾害尤为严重。所以多尔衮领兵入关后，一到河南、山东归入掌握，立即派出汉军镶白旗的杨方兴为河道总督。此人是清朝在关外第一次开科取士所取中的举人，到任后全力修堤，疏通河道。一直到顺治九年，身心交瘁，上书请罢官，但治河正有起色，不容他抽身告退，上谕慰留，杨方兴亦勉为其难，一直栉风沐雨，亲自防河督工。
  其时有一些言官，联名上疏，建议勘查九河故道，导河北流入海。原来黄河发源于青海，经河套东行一折往南，出龙门至潼关前面，再折而往东，即入河南地界，在与山东接壤之处，复又转向西北，以地形阻隔，一条大河分为九条小河，在山东、直隶之间，流入渤海。但黄河早就与淮河合流，由西南出口，如说要导河北流入海，既不可能，亦不必要。
  因此杨方兴上奏：“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迄我清，东南漕运，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余里，借河为转输，河可南，必不可北。”这段话言简意赅，说得很清楚，但宋朝“可南亦可北”的说法，是有含蓄的，真正的情形是，在南宋，黄河可北不可南，因为黄河自河南之东应向北而竟向南时，金兵便可利用黄河南侵，所以南宋治河，以使河北流为不易的宗旨。
  自金章宗明昌五年，黄河改道往南以后，自南往北的运河被冲断成两截，因此，自淮安府的清口入黄河，往西行二百余里，再由董家口往北入运河。这就是说，漕船自南北向的运河行至此处，有一段去程自南转西，回程自北转东，总计二百多里，必须经行黄河，谓之“借黄”。如果黄河循故道往北，运河“无黄可借”，势将中断，所以杨方兴虽“请敕下廷议，定画一之规，屏二三之说，俾有所遵守”，其实朝廷仍是支持杨方兴，否定了言官的建议。
  继杨方兴治河的，是浙江义乌人朱之锡，顺治三年进士，十一年以兵部尚书衔，总督河道，康熙五年病殁于任上，亲见朱之锡治河辛苦的地方大吏，上奏表功，说：“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余万；频年撙节，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核其官守，可谓公忠。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宿迁，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朝廷自然优恤，但犹不足为朱之锡之荣，江淮间颂扬德政，说他死为“河神”。
  当靳辅由安徽巡抚转任为河道总督，治河功不即见，但圣祖相信他彻底整理的步骤正确，所以虽遭工部官员及御史的责难弹劾，信任如故。而靳辅亦有治河必成的信心，这份信心，主要的来自陈潢。
  此人与靳辅的遇合，殊非偶然。陈潢怀才不遇，路过邯郸的吕祖祠。相传此地便是卢生一梦，历尽繁华富贵，醒来黄粱犹未成饭这个故事的所在地。陈潢一时感慨，题诗壁间，为路过的靳辅所见，看诗语豪迈，知道他是一个奇士，追踪而往，终于相遇，邀入幕府，成为他治河的智囊。
  陈潢治河，主顺河之性，因势利导，水性就下，所以应该让它有出路。至于河患一事，首先要探究的是致患之因，找出病根，然后可以对症发药。
  因此靳辅治河，用他的主张，开大海口，使河水宣泄得畅。但陈潢亦很重视堤防，认为在治标以外，堤防还有一个极大的用处，便是所谓“束水攻沙”。
  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但泥水的性质不同，河工上人称之为“勤泥懒沙”，意思是泥会随水不断流动，但沙则本身较重，一遇水流较缓，沙便沉淀不动，河床因而日渐垫高，所以当河水流动，应该有相当大的冲刺力量，将沙攻走，不使河床淤垫。
  加强水流的力量，便用得着堤防了，堤防坚固，水势大时能挡得住，自然而然地水流便急了，这就是“束水攻沙”。至于平时防治河务，他主张工要核实，料要早备，施工进料，不宜过省，因为“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凡此原则，都为靳辅所深信不疑，同时亦为圣祖所嘉许，因为这是长治久安之计，不能急功近利。
  圣祖于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方知靳辅有陈潢为助，因而授官。但靳辅由于主张加大海口，征收民地，甚至民间的祖坟亦须迁移，以致大受两淮京官的攻击，言官交章论劾，牵连及于陈潢。圣祖为平愤起见，以牺牲陈潢来保全靳辅，因而被逮，解入京师，未及下狱而病殁。
  陈潢自然受了委屈，但受委屈更甚的是靳辅，由于兴屯田之故，与在籍绅士的权利相冲突，圣祖因三藩初平，经营河务、漕运，需要江苏士绅的协力，同时因为太皇太后驾崩，最孝顺祖母的圣祖，哀毁过甚，处理这种是非纠缠的大事，精神有所不济，因而以闽浙总督王新命代靳辅而为河道总督。
  及至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命靳辅随行，一路视察河工，河深堤固，采访民意，多称颂靳辅功德，圣祖特命赏还原来的品级，三十一年且复任河道总督。靳辅其时已抱病在身，但奉旨以后，力疾从公，奏请恢复陈潢原官。吏部奏覆，陈潢身故免议。靳辅还想再争时，病势已剧，不久殁于任上。遗爱在民，哀荣久隆，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之请，建立专祠，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正四品的骑都尉世职。至于陈潢，身后虽未复官，但附祀于靳辅专祠，庙食千秋。生前的议论，为人辑成《河防述言》十二篇，附在靳辅的《治河奏绩书》之后，乾隆年间，奉高宗之命，收入四库全书，无论立功立言，皆已不朽。
  显然地，吉云是讽刺丈夫不妨走陈潢的路子，亦足以一展抱负。但陈潢是遇到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方能尽抒平生所学，“三可为”之中首先要遇到可为之人，放眼当今封疆大吏中，只有三个人可能有为。
  一个是两广总督邓廷桢，一个是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一个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尤其是林则徐，以词臣起家而久任外官。大致外官之贤者，亦只求循良，无事为福。而林则徐在分内之事力求妥帖以外，更能锐意猛进，这一点最为龚定庵所倾倒，私下打算，如果要像陈潢那样，借大府之力以行其志，入林则徐幕府，应该是最理想的。
  其时中国的大患是，现银日缺，漏出海外，自道光三年至今，逐年增加，每年漏出银数由一千七八百万两增至三千万两，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是什么？是漆黑一团的鸦片。
  鸦片输入中国，起于乾隆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印度、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权以后。嘉庆元年初次禁止吸食鸦片，同时取消海关的鸦片税，于是鸦片走私，日渐猖獗，嘉庆二十一年第一次销毁走私鸦片三千二百箱，大申禁令，阮元当两广总督时，实力奉行禁令，但禁者自禁，贩者自贩，吸者自吸，祸害不可胜言。
  到得道光九年，有个御史章沅，第一次将纹银走私出口与鸦片走私进口相提并论，于是舆论谈禁鸦片必及于纹银偷漏，谈银贵钱贱必及于严禁鸦片。主张禁烟最力的是鸿胪寺卿黄爵滋，此人是江西宜黄人，诗作得很好，亦爱交游，晚上闭门书草奏疏，白天坐车看朋友，饮酒赋诗，意气甚豪，这样的人所草的奏疏，自然慷慨激昂，易于见听，但禁归禁，贩卖吸食鸦片的人却愈来愈多了。
  有个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是许滇生的胞兄，为人笃实，对于禁烟的看法，不肯人云亦云，随众附和。他亦赞成禁烟，但重在禁烟的步骤，首先考察鸦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广东的“十三行”，以雄厚的财力在经营这项非法的买卖，而从事走私的不仅是所谓莠民，还有广东及其他沿海的官军，甚至缉私艇之中，装载的就是走私的鸦片。除非先实力整顿官军，禁烟并无成效可言，而整顿官军又谈何容易？
  再看吸鸦片的人，下及贩夫走卒，禁令容易生效，但往上看呢？地方绅士已经不易对付，何况还有达官，甚至封疆大吏中亦不乏其人。在京里，就更难处置了，王公贵亲，亦颇有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了无顾忌的。有一回巡城御史在一座尼庵中查到庄亲王带着他的侄子辅国公溥喜在吸鸦片，试问如何处置？此外内务府人员以及太监，吸鸦片的不知凡几，狡兔三窟，根本就不容易查到。政令的效力如果只及于小民，后果一定非常严重。
  因此许乃济的看法是禁烟要一步一步来，首先应该像雍正当年革除州县征钱粮的弊端那样，化暗为明，一切摆在明处，才可以控制自如。他确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因而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上疏请弛烟禁。
  他在奏疏中说：“烟禁虽严，闭关不可，徒法不行。”建议照旧制纳税，但只能“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至少可以将纹银偷漏至海外的这个缺口堵塞起来。
  其次是吸食罪名，专重官员、士子、兵丁。所谓“专重”是就目前执行禁令的步骤而言，官员、士子、兵丁既已不吸鸦片，然后再扩及其他，并非表示除此三类人以外，皆可吸食鸦片。
  可想而知的，此疏登抄，舆论大哗，但皇帝却批交广东研议。那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埙，都是疆吏中的贤者；粤海关监督，翰林出身的正红旗满洲人文祥，更被认为旗人中少见的通达之士，他们的复奏，都赞成许乃济的建议，而且拟具了《禁纹银出洋章程》九条，附在复奏之中。
  可是地方大吏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因为道光皇帝从曹振镛病殁以后，很想独断独行，有所作为，而军机处的领班东阁大学士潘世恩，是苏州的状元宰相，凡事将顺，毫无主张，更谈不到相业；其次是武英殿大学士穆彰阿，此人是汉军，本姓郭，字鹤舫，翰林出身，笔下很不弱，秉性阴弱，工于心计，另有一套揽权的功夫，对皇帝的裁断，明知其非，当面不说，但为何行不通，会发生什么后果，早在估计之中，到得他预料的情况出现，皇帝问到他时，他自有说法。
  他的说法是，皇帝的原意本来极其高明，只为出现了某种变化——如果他要打击哪一个封疆大吏，便说是此人奉行不善；而如真的奉行不善，却又是他需要照应的人，便另外找一个理由，然后提出补救的办法，自然而然地操纵了皇帝的意向。
  军机大臣中，正色立朝的是王鼎，他的科名比穆彰阿早得多，但穆彰阿拜相却在他之前，因而在军机处后来居上，王鼎变成第三。军机的规则，召见垂询时只由领班奏对；领班不言，居次位的才能说话，潘世恩让穆彰阿，穆彰阿不让王鼎，便难有发言的机会，同时因为他赋性耿直，皇帝很不喜欢找他问话，每天只是随班进退，御前发言的不是潘世恩，便是穆彰阿。京中有副谐联：“喳，喳，喳！主子洪福；是，是，是！皇上圣明。”便记的是穆、潘二相的日常奏对之语。
  因为如此，邓廷桢领衔，赞成许乃济的建议的复奏，在军机处归档了事。在禁烟入口、禁银出口一事上，遵照皇帝的意旨，从严办理，许乃济贬官降四级调用，湖广总督林则徐奉召入觐。
  原来黄爵滋再接再厉，上奏请用重典禁烟，吸食者治以死罪，奉旨交中外大臣议奏，其中支持最力的是林则徐，复奏中有警句：“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皇帝深为动容，再看他拟呈的六条办法，亦颇切实，因而降旨召见。林则徐驰驿到京，宫门请安，先赐紫禁城骑马，连日召对，计十九次之多。结果是颁赐钦差大臣关防，驰往广东查办英商私自进口鸦片事件，水师咸归节制。
  在龚定庵看来，这是遇到了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他一向对鸦片深恶痛绝，决意想辅佐林则徐建此不世的功业，因而写了一封信，陈述心愿，并附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这篇序文，龚定庵开门见山地说，他要向林则徐贡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义就是义理，说得浅一点便是所谓道理，“决定义”就是必然如此、无可争议的道理。
  三种决定义的第一种是谈银漏于海。他说，中国从大禹、箕子以来，食货并重——这个说法符合实际，但与经书并不吻合，《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而后人解释是：“食者民之所急，货者民之所资，故食为首，而货次之。”食是食物，货是货币，在后世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以外，以货易食，有钱就不会饿肚子，所以说“食货并重”没有错。
  接下来谈银的生产：“自明初开矿，四百余载，未尝增银一厘。今银尽明初银也。”假使不漏于海，每年由于人事祸患，要消耗三四千两，“况漏于海如此乎”。他的意思说，明初所开的银矿，经过四百多年，每年消耗三四千两，银子已经很少了，哪禁得起走漏至海外？因此应该严禁银子外漏，“此决定义，更无疑义”。
  其次是谈禁烟。他说汉朝的五行家，以“食妖”“服妖”来预测世局的变化。所谓“妖”是极不正常之意，“鸦片烟则食妖也”，吸鸦片的人，“病魂魄，逆昼夜”，成了极不正常的人。因此，“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颈诛；兵丁食宜刎脰诛”。这就是说吸鸦片的应受绞刑，贩卖、制造鸦片，以及兵丁吸鸦片，应该斩首。此亦是“决定义，更无疑义”。
  第三种“决定义”是为林则徐设想。他说诛不胜诛，则唯有绝鸦片的来源，洋人自然无计可施。
  但存着不逞之心的奸民，可能会以武力反抗，是故宜以重兵自随，此亦正是朝廷颁发关防，准许节制水师的本意。
  决定义是非如此不可，旁义则不妨视情势而定。第一是“食妖”既绝，并应杜绝外国衣料的输入，使得中国的蚕桑木棉，能获厚利，又钟表、玻璃、燕窝之类，皆都市浮华少年所喜爱，而为至不急之物，亦宜杜绝。
  其次是宜勒定限期，命内地洋人全数迁徙澳门，广州只留“夷馆”一所，专为贸易之用。最后一旁义是：“火器宜讲求。”龚定庵问：“京师火器营，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议。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浙江巡抚，曾有平倭之功，他的《图编》便是火器的图编。
  至于三种答难义是，预设有人提出反对责难，应该如何辩驳。第一种是食古不化的儒生，说食急于货，重货而置食于不顾，岂为正办？龚定庵认为“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谓之切病”，因为开矿则土地不能用之于耕种稼穑，方是重货而置食于不顾；“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谓之不切病”，因为两者并无关联。
  又有一种责难，来自关吏，说禁止呢绒、钟表等等进口，影响税收。龚定庵认为“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关吏：“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至于另外有一批迂谬荒诞的书生所持的反对论调，无非中国是天朝大国，应该宽大，用兵是下策，务必避免，等等。龚定庵的看法是：海口用